时隔五年，中国导演带着新作再度回到戛纳主竞赛单元。
也许读者从未离开，只是需要在新的空间与作家重逢。
古今交替之间，新的文化格局，一边根植传统，一边走向现代，在相互交融之中呈现出崭新的样貌。
近年来，引起公众极大兴趣的三星堆、殷墟“考古热”，都与“探源工程”的考古进展密切相关。
多样化的文化要素越来越多地流动在经济和社会生活各领域，而构成当代文化景观的文学、电影、考古文博等，作为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国现代化叙事的特有风貌。
2024年5月23日至27日，第二十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在深圳举办，展会将展出文化产品超过12万件，4000多个文化产业投融资项目在现场进行展示与交易。
这是文博会的第20年。2004年创办时，文博会的参展企业和机构有700多家；2024年，这个数字突破6000家。
2004年11月18日至22日，首届文博会在原深圳高交会馆举办，同年中国电影的年度总票房是15亿元，当年的年度票房冠军《功夫》收获1.6亿元；而2024年前四个月的票房总收入已经接近200亿元，春节档上映的《热辣滚烫》总票房高达34.6亿元。
如今，电影作为全球通用的艺术语言，广泛的跨文化交流正在开展。不论是国内创作者活跃于海外电影节，还是中国电影人创新引进全球电影，都在创造新的可能性。
2005年，文博会举办的第二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公布，作家柳建伟因《英雄时代》获奖。2022、2023年，《人世间》《繁花》等茅盾文学奖改编剧集成为现象级作品，这反映出呼应中国当代社会变革的严肃文化作品，在社会公众生活和价值塑造中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当代文学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沉寂后，重新回到大众视野。作家频频露面短视频、直播间，余华等纯文学作家成为年轻人热捧的“网红”；现实题材文艺作品改编剧创下收视纪录；《三体》《流浪地球》等科幻文学在世界范围引起关注，版权远销海外。
“世界经典电影前50名，有30部以上全部都有文学作为基础。”柳建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文学作品版权重受欢迎是一个“回到常识的问题”。过去，文艺界曾出现“影视和文学离婚”的呼声，柳建伟表示反对，“文学是一切艺术之母，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2004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入选中国考古十大发现，我国双轮车的出现时间上推至二里头文化早期，为中国历史夏商文化分界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20年来，考古文博事业也在经历现代化的蜕变，从一个文物被考古发掘，到考古遗址的保护利用，文物的管理、研究，最后以某个展览的形式被呈现在观众面前，都因为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而不同以往。
文博展览深受文博会青睐，2024年展览期间将组织南越王博物院、三星堆博物馆、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等博物馆，以及“无界——深港澳青年艺术大展”、荣宝斋“风华正茂——青年艺术提名展”等专业展览亮相文博会现场，让公众领略中华文化之美。
进入新时代，文博会的发展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央领导多次亲临展会现场考察指导，并且从2023年起，在文博会期间举办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寄望文博会在推动中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受全球化及新兴科技的影响，互联网、区块链、短视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更迭，给文艺创作带来冲击；与此同时，传统文化之美借助新兴技术一再被重新发现。古今交替之间，新的文化格局，一边根植传统，一边走向现代，在相互交融之中呈现出崭新的样貌。
文博会20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社会也正在经历飞速发展和深刻变革。多样化的文化要素越来越多地流动在经济和社会生活各领域，作为文化现代化主要特征的文化渗透性、创新性凸显，而构成当代文化景观的文学、电影、考古文博等，作为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国现代化叙事的特有风貌。
当地时间2024年5月18日，法国戛纳的卢米埃尔影厅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两千多名观众，大家一同观看了中国导演贾樟柯的新作《风流一代》。放映结束后，全场观众为这部电影以及主创献上了长久的掌声，主演赵涛忍不住泪洒现场，贾樟柯则在一旁安慰鼓励……
第7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的名场面之一，也是中国导演在世界影坛的一个重要时刻——时隔五年，中国导演带着新作再度回到戛纳主竞赛单元。
这是贾樟柯第六次入围主竞赛单元，他有望冲击最后的“金棕榈”大奖。这也是中国“第六代”导演大聚首的一年，除了贾樟柯，管虎等人也带着新片入围了不同的单元，因此2024年也被视为戛纳的中国电影大年。
贾樟柯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第六代导演）不存在集体出海，我们之前也没商量，彼此也不知道对方把片子送过来了。它是一个巧合，这几年大家生活在一个共同的集体记忆里，大家对共同记忆有所反映，比较一致地保持了一种对记忆的触觉和速度……”
《风流一代》断断续续拍摄了20年，在不同的时期使用了不同的拍摄器材，从16mm胶片、DV、相机到VR镜头……
这部电影见证的20年，正好是中国第六代导演集体浮现的20年，2004年贾樟柯拍摄了电影《世界》，次年该片获得公映，就曾被视为同代导演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同在2004年，首届文博会上，一场“小说影视剧改编权、影视剧本拍卖会”频频落槌，包括好莱坞电影人在内的国内外买家参与竞拍，最终16部小说、剧本成交，是中国电影市场发展的先声之一。
中国导演李睿珺也是国际电影节的常客，他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近年来他常常听到一种声音，认为中国的市场很大，资金很多，似乎已经不再需要电影节了。
“事实上，像是戛纳这样的国际电影节并不如一般想象的那样就是一个看艺术电影的地方，它还拥有庞大的电影市场，也是一个重要的宣传平台。”制片人单佐龙说。
单佐龙长年致力于中国艺术电影的制作发行，他发现中国商业电影几乎不需要依赖任何一个国际市场，只要满足本土观众的需求就可以赚钱。但是艺术电影则需要面对的是来自全世界的买家，能够在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上亮相，对它的销售发行意义重大。
中国商业电影也没有偏安一隅。2019年，郭帆的电影《流浪地球》成为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冠军，以46.87亿元刷新了当时的纪录。同年他带着这部电影出席第72届戛纳电影节的中国馆论坛，该片举办了展映活动，郭帆在采访中表示：“中国电影当下最紧要的并非建立宏大的世界观，而是电影工业化进程，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工业化体系，寻找自己‘顺手的工具’。”
与此同时，在地球另一端的第十五届文博会上，《流浪地球》里主角出太空舱的宇航服亮相，可供观众穿戴，贴着肌肤体验中国电影工业的质感。
如今，41岁的李睿珺是中国最年轻的“三大影展”主竞赛单元入围导演。在国外的电影节，他经常在路边遇到各国的观众，他们会上前来打招呼，说自己看过他的什么电影。他最难忘的是2015年，《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入围柏林电影节“新生代”单元，吸引了非常多的青少年前来观看，在映后问答环节不少人都提出了富有见地的问题。
电影策展人段炼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西方电影节和中国电影的关系是有机互动的，如果说之前还存在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需要满足“电影霸权”国家的某种期待，那么伴随着中国电影开始彻底的市场化和类型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一种正常的行业关系。
中国电影频繁出海，显示出当代文学创作与影视改编的活跃与丰盛。
柳建伟目前担任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长，他观察这些年的剧集市场，发现优秀的作品基本都有文学原创作为支撑，或具有文学功底的剧作家进行创作。以爱奇艺为例的视频平台很重视文学改编，柳建伟认为，这是它扭亏为盈的关键。
中国作家协会先后推出“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与平遥国际电影节合作的“迁徙计划”，扶植文学精品的传播和影视转化。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敬泽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非常希望文学能够向其他艺术和媒介形式转化和延伸，这实际上也会提高文学本身的影响力。”
21世纪后，严肃文学曾经一度寂寥，影响力不断边缘化。2012年，作家阿来参加伦敦书展时发表演讲，谈及自己已经三年多没有进行小说创作，当年冬天他开始写一部小说，十多天后又停了下来，停笔的原因是“怀疑”，“每一次写作的完成，都使我对今天文学能否以经典理论所表述的那样对社会对生活产生影响产生强烈的怀疑。”
然而短短数年后，文学的热闹似乎悄然回归。2017年，创作出小说新作的阿来做客第十三届文博会。尽管他分享的大多是十多年前的藏地旧作，深圳的现场观众却多到坐不下，许多人站在座席外听完全程，签售会四小时内连开两场。
其实，深圳人均购书量当时已经连续27年居全国首位。也许读者从未离开，只是需要在新的空间与作家重逢。
近年来，大批作家进入短视频和直播间——莫言、毕淑敏开设抖音号，西川、梁鸿成为B站up主，《我在岛屿读书》《文学馆之夜》等文学题材节目频上热搜。
2024年2月28日晚，作家余华、苏童和网络主播董宇辉的直播持续两个半小时，最高实时在线超48万人，四小时内成交金额1468万元。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席教授吴俊观看了一场余华和董宇辉的直播，发现在熟练的主播面前，擅长文字表达的作家几乎被压制了。董宇辉的介绍非常流畅，但缺少特殊的个人体验性，“没有这一点，文学就消失了，个人风格就没有了”。吴俊担心，这掩盖了文学原本的复杂性和价值。
据抖音官方数据显示，与余华相关的短视频已累计获赞超过一千万次，日均获赞52万余次。《三联生活周刊》曾经分析，余华上过的热搜分为三类：喜剧发言、大咖互动、共情年轻人，最后才是他的写作。
在吴俊看来，文化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传播的问题，“一件事情、一个现象能够走多远、产生多大的影响，有时候不取决于这件事情的性质或内容，往往跟它的传播方式、传播范围、传播力度有关。不管纸媒时代还是现在电子媒体，道理是一样的。”
民国报刊业刚刚兴起时，鲁迅就是一位热衷对大众发言的作家，最常在各类报纸上发表文章，吴俊认为，“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鲁迅就是个大众传播家……可以说，他就是纸媒时代的网红”。
当代文学走出印刷时代，转向新的形式几乎是必然。
作家陈彦也参加过直播活动，新书发行需要配合出版方做宣传，“发行方式已经改变成这样了，你不适应就不行，”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文学的读者还是大量存在的。你远离了现实，现实也会边缘你。所以作家还是要关注现实。”
陈彦在戏剧团体工作过多年，坐在剧场里看演出时，他经常留意观众的反应。他创作的眉户现代戏《迟开的玫瑰》有一次在宝鸡演出，来了五万多观众。
“底下哪个地方有掌声，哪个地方大家在唏嘘、哭泣，哪些地方在议论，那一次的演出对我的震动是非常大的。”陈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个习惯让他一直思考，“作家到底应该写什么，作家应该思考什么问题，作家和今天大众的关系是什么。”
文化传播方式的变革，改变的不仅仅是当代文学的传统载体——印刷媒体，新兴技术已经深深渗透进各种文化生产方式，也推动文博考古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现场最火爆的场景之一。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截至2023年我国共有世界文化遗产39处，是名副其实的文化遗产大国。
文化遗产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也是文化多样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化现代化离不开对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和保护。文化遗产+科技的应用场景在中国的文博领域不断制造热点，引起社会强烈共鸣，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科技的加持下持续焕发新的生命力，增强了公众的文化参与度与文化价值的影响力。
第十三届文博会曾见证博物馆文创产品的火爆。2016年，全国有十余家博物馆的文创产品年销售额过千万元，被业内人士称为文化文物单位文创产品开发元年。仅故宫博物院一家，开发的文创产品就有上万种，年销售额达10亿元。
第十五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展出电影《流浪地球》原版服装、道具，吸引路人拍照。（南方日报 / 图）
此后，可穿戴设备的AR体验、考古盲盒、手机掌上漫游敦煌、数字分身对话古人等创意纷纷亮相文博会。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高大伦曾经担任过四川考古研究院院长，长期主持三星堆文化的考古工作，他曾在一个虚拟的考古体验展中引入了诸多现代科技元素，“有裸眼3D，走进一个墓室，就有沉浸式体验；还有考古类的游戏，也能让更多人认识到考古的工作过程。”高大伦说。
云冈第12窟的大佛，高度超过10米，如今观众不用亲临云冈石窟，也能通过逼真的复制品感受到古代雕塑的震撼。这是3D打印技术的创造性应用。多年来，云冈研究院一直在给云冈石窟的各个洞窟做精细的数字化采集工作，“我们一边采集，一边已经开始运用这批数据。”云冈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杭侃对南方周末记者说。3D打印的大佛便源于此。“而且现在通过虚拟现实，异地观众也可以看到云冈石窟内部的情况。”杭侃说。
相比新兴科技在考古发掘和博物馆展览中的应用，更加吸引海内外专业考古研究者关注的，是2001年底由中国科技部决定实施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是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多学科参与研究人文科学重大问题的国家级研究项目。近年来，引起公众极大兴趣的三星堆、殷墟“考古热”，都与“探源工程”的考古进展密切相关。
2000年，蒋乐平带领考古队来到浙江省浦江县黄宅镇工作，在上山村的一块隆起的小台地上，他们挖了不到两个平方的探方，就发现了一种红衣的夹碳陶片，“这是一种在我的考古生涯中从来没有发现过的陶片。”蒋乐平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上山文化”的大幕就此拉开。当时没有人能想到，浦江县所在的这个小小盆地，可以改写人类文明的历史。
一种极为古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重现世人眼前。走进如今的上山考古遗址公园，考古学泰斗严文明先生一幅题字——“远古中华第一村”，向观众道出了上山文化的深刻内涵。
“从洞穴走向旷野”，二十多年来一直担任上山文化考古领队的蒋乐平，用自己的话阐释了上山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坐标。人类从穴居，到鼓起勇气走向旷野，再在旷野的中心定居，是一次惊心动魄的跨越，这其中，有生业技术的发展，更有农业栽培的出现。现代科技的发展，让这次跨越的证据链更加完整可信。
上山文化的多个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稻壳，科技考古的多个证据显示，当时的水稻，已经开始人工栽培。这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栽培水稻，“确实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发现……农业是人类文明的基础，上山遗址的重要性怎么评价都不过分。”考古学家王巍说。王巍自2002年到2016年担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
“上山文化相关的植物分析已经被纳入欧洲和美国大学的教材中，这是对世界农业起源认知的一次重要修订。”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吕厚远说。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考古学教授多里安·富勒（Dorian Fuller）认为，“上山是稻作文明产生的源头，是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文化转型和人类生态转变的关键转折点之一。”袁隆平院士特地为上山文化的水稻标本写了寄语：“万年上山，世界稻源”。
2023年12月9日，国家文物局发布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研究成果。上山文化的发掘与确认，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诸多成果之一，如今正在紧锣密鼓地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高大伦相信，中国考古学的高峰还没有到来。有了科技的支撑，有了人员的储备，未来还有更长的路，“我认为现在是阶段性的成功。只是大的框架搭建起来了，几个遗址的点，但各个地方要形成线——五千年文明的形成过程，这里边还需要很多发现去充实。我们还要探索文明前夜的东西，文明和怎么走向文明是两回事，所以说要做的事还非常、非常多。”
文化遗产为文化交流提供了丰富的物理空间及艺术样式，而北京、上海、平遥等地的国内电影节展，也成为承载文化多元交流的平台。
每次看到白发苍苍的老者前来购票观看纪录片，徐铮都非常感动。徐铮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单元的策展人。尽管相较于剧情片，纪录片始终是一个小众的存在，但自2015年设立纪录片单元以来，上海国际电影节一直很重视推介纪录片文化，如今纪录片的上座率也能保持在七八成，甚至经常满座。
纪录片单元每年呈现给观众的作品有四五十部。徐铮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说，这些作品大致能够涵盖一年来世界纪录片界的基本创作。
“文化交流带来的冲击是存在的，但这也是一种深刻的文化经验。”徐铮说。她还记得2019年展映的一部俄罗斯导演维克多·科萨科夫斯基的《地球两端》，电影的拍摄方式很独特，导演拍摄了地球上的几个地方，这些地方构成了彼此的“对跖点”。他在一个阿根廷的村子拍摄的时候，没想到这个村庄在地球上的另一端是上海，所以电影也有一部分拍摄了上海的拆迁。放映的时候，一位上海阿姨站起来抗议，认为上海是一座很美丽的城市，为什么单单拍摄一些不那么漂亮的地方。但也有很多年轻的本地观众反驳这种观点，认为这种纪录片又不是形象片，不存在问题。后来导演则表示，有机会也一定会拍上海最美的部分。
吴觉人是平遥国际电影展策展人，他并不觉得某种完全超越文化障碍的电影是有效的，因为电影的魅力之一就是它足够复杂。在平遥，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小众国家和地区的电影，比如“苏联新浪潮电影”“印度新浪潮电影”等主题回顾展。
相较于欧美国家电影拥有成熟的发行系统，包括拉美在内的很多小国的电影更渴求抵达观众，平遥国际电影展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平台。“电影节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呈现世界不同的生活，让观众看见差异。”吴觉人说。
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当地时间5月15日，在戛纳电影节中国馆活动上，中宣部电影局常务副局长毛羽表示，将加大中国电影市场引进外片的力度，他说：“我们将秉承开放包容的胸怀，优化电影引进政策、鼓励支持引进业务、广泛引进国别更多元、类型更丰富的全球电影，让中国观众能够看到全世界最好的电影。”
2023年11月，科幻作家陈楸帆受邀到法国爱丽舍宫参加总统晚宴，向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夫人赠送了《荒潮》和《AI未来进行式》两本新出的法文版科幻小说。
陈楸帆每个月都会出国一趟，通常为期一周。他参加过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和巴黎和平论坛，曾任耶鲁大学访问学者，在世界各地参与关于人工智能、碳中和等问题的讨论，同时为写作新的科幻小说积累素材。
陈楸帆观察到，全球不同地区对于人工智能的关注重点不同，国内更聚焦产业化和实际的应用落地；欧洲对新技术态度审慎，讨论更多的是人工智能对伦理和价值观可能带来的冲击；美国两种关切都有。
这些年，一些华裔作家书写的科幻作品，植入了中国传统或东方元素，但更贴合西方的语境和读者的口味，被称为“逆向东方主义”。无论过去对中国的刻板化呈现，还是如今的理想中的东方主义，在陈楸帆看来都是“想象中的东方”，“不是我们当下真实的、复杂的东方”。
而奇幻、玄幻等类型的中国网络小说在全球拥有海量读者，陈楸帆相信这也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文学出海现象。在他看来，奇幻和科幻的融合可能是未来的潮流，西方世界也有《哈利·波特》《冰与火之歌》等作品摘得雨果奖，奇幻题材擅长融入独特的世界观，为中国科幻提供了机会。
陈楸帆在小说创作时尝试运用更多传统元素或东方哲学，“还需要做很多思考和转化，这个才刚刚开始”。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文化现代化研究》提出，文化现代化有三层含义：文化领域前沿的世界现象和潮流、文化变迁、文化转型及国际文化互动交流等。该研究中心最近发布的相关报告显示，在全球化进程中，我国文化产业在国际市场已经具备一定的竞争力，但人均文化服务贸易和人均文化产业增加值等指标差距比较明显，文化产业、文化消费和对外文化商品及服务贸易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如今，影视出版等版权交易成为文博会的特色展项之一，不仅为众多作家、艺术家、影视编剧等创造交流交易平台，而且本届展会又在此基础上首次设立“国家文化贸易展”，推动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去”，为进一步提升中国文化竞争力提供了新的契机。
2004年，文博会在大芬油画村开设分会场，一千名画工穿着统一的蓝色T恤，同场创作一千幅油画，成为轰动一时的景观。画布上是相似的风景，却因各人审美和技法的差异而各有妙趣。20年过去了，文博会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产业领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实效最大、影响最广的展会。在此期间，中国文学、电影、文化遗产保护等不断突破创新，并通过文博会等平台转化成人们日常文化生活中的缤纷色彩。
（参考资料：《基于核心指标的中国文化现代化比较研究》，作者叶青、罗浩伦、刘宗圣。）
文｜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 余雅琴 王华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