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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和生活平衡只是意识形态的诡计,错不在你 | 一周新书推荐

   日期:2025-04-01     作者:uqian    评论:0    移动:http://m.uqian.cn/news/6483.html
核心提示:在默音看来,小说这种不完美的讲述形式,归根结底是在试图打捞和重塑一些记忆,我的,他人的,人所共有的。收在新作《她的生活》

在默音看来,小说这种不完美的讲述形式,归根结底是在试图打捞和重塑一些记忆,我的,他人的,人所共有的。收在新作《她的生活》里的六篇小说,也是若干个“她”的记忆聚合体:

第一位印在五千日元纸币上的女性樋口一叶,近代日本第一个仅靠稿费就能经济独立的田村俊子,给日本第一份由女性创办的文学杂志绘画的尾竹红吉、高村智惠子,从丈夫的助理到畅销书作家的武田百合子......这些曾在默音的文学评论随笔集《笔的重量》里出现的女性,又在《她的生活》中轮番登场。

而更多的“她”,来自默音和身边某个女性的影子。《上海之夜》围绕三名创作者在上海书展的夜晚聊天展开,里面提到的文学编辑是默音曾经的职业;《柜中人》基于默音当营业员期间的经历,而人物性格又让她恍惚间想到读初中时,与自己在放学后同行夜路的女同学。

学者袁筱一认为,默音把已经或者即将遭到遗忘的真实人物变成了自己笔下的人物,把她们的生活变成了一面镜子。她的生活,也是我们的生活。

从英国剑桥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工人家庭背景的女孩泰莎成了一名精英律师,沉醉于自己在法庭的专业表现。然而一次与男同事的约会,让泰莎从性侵案嫌疑人的辩护者,变成了性侵事件中的被害者。

“证人看见你们在冰淇淋店说笑,不是吗?”

“你家里有两个空红酒瓶,不是吗?”

“你告诉人们,你正在和他交往,不是吗?”

试图向人们还原事情发生经过的法律流程,像回旋镖一般,反过来质问泰莎遭遇的真相是否够“真”。直至深陷其中,泰莎才意识到,自己无比信仰的程序正义隐藏着许多偏见和不公:每三名女性当中就有一名性侵受害者,但强奸案的定罪率只有1.3%。性侵案件的举证责任往往落在受害者肩上,泰莎不得不反复回忆创伤,解释证据上的不完美,来回应冰冷、严苛的审判目光。

目前,话剧《初步举证》在中国院线热映,英国演员朱迪·科默的独角戏诠释,收获了3500多万票房和豆瓣评分9.5的成绩。其中文版由荣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的辛芷蕾主演,今年也将继续进行全国巡回演出。

澳裔英国剧作家苏西·米勒担任《初步举证》编剧,也是同名小说的作者。在发现司法系统处理性侵犯案件的方式存在缺陷后,担任刑辩律师长达15年的她没有再回到令她产生“撕扯感”的法律界,而是全职投入剧本写作。相较舞台剧,小说收录了更多细节,包括对泰莎求学经历和家庭情况的刻画,以及她的人生又是如何被性侵事件击碎的。读者能从中更加完整地看见她的困境。

“所有时代,包括我们所处的时代,皆同等地漂浮在时间的表面。”法国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在她的随笔集《有待核实》中,探索了从过去到现在那些恒然不变的东西。

在上世纪30年代末至70年代间写就的7篇随笔里,除了一篇关注舍农索城堡及其历代居住者动荡不安的生活外,从《罗马君王传》、阿格里帕·多比涅的《惨景集》和皮拉内西的《想象的监狱》,到现代文学史三位巨擘塞尔玛·拉格洛夫、康斯坦丁·卡瓦菲斯、托马斯·曼及其作品,尤瑟纳尔的评论视点在今昔间来回游移。

书名Sous bénéfice d'inventaire本是法律术语,指遗产继承人可要求先盘点被继承人的资产和负债,再来决定是否接收遗产。尤瑟纳尔同样希望通过不带成见地讨论历史场景和文本,带领读者沉思当下和未来。她称,罗马的衰亡能在希特勒或墨索里尼身上看到延续,他们“以三世纪一个皇帝的死法死在二十世纪”。而在不同时代,“人类的思想或狂热情绪按照其他方式站队”,重复着多比涅诗中的殉道者寓言。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1903-1987)是法兰西学院350年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不朽者”,其代表作包括小说《哈德良回忆录》《苦炼》,均已出版中译本。她的书写受欧洲人文主义传统影响,拥有相当大的重量与密度。有学者称,读尤瑟纳尔的作品,就像读普鲁斯特或者托尔斯泰一样,让人感觉生活的整体在流动。

1608年,正值明万历三十六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被献给万历帝。经验里应是方如棋盘的大地,在椭圆形的图中分成五个大洲,其间是浩瀚的海洋。自诩“天下之主”的中国皇帝第一次窥见真正的“天下”,也是中国由“本土时间”踏入“世界时间”的节点。

42年后,明永历四年的另一个名字是清顺治七年。自清兵入山海关以来,南明时局败坏,行将就木。朝代更替之际,宫廷内部想到了《坤舆万国全图》上的广阔世界,决定试用外交手段,传书信求救。时年19岁的郑安德肋就这样陪同神父卜弥格,登上“圣卡特琳娜号”,渡过南中国海、北印度洋,穿过莫卧儿、萨法维、奥斯曼三大帝国,而罗马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地。

直到1910年,学者张元济在梵蒂冈发现了南明太后致教皇的书信,次年归国后将书信照片刊登于《东方杂志》1911年第8卷第5号卷首,这段往事才被国人知晓。尽管此去的结果已由历史给出答案,但南明的外交秘辛、出使者的冒险旅程、东西的交织与激荡,依旧等待被揭露。

本书作者苗子兮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现在是自由写作者,爱好访古。

非洲有种羚羊往往数千只共同生活。如果前面的羊把所经之地的草都吃光,后面的羊就没有草吃了,所以后面的羊总是往前挤,前面的羊被挤着挤着就跑了起来。后面的羊本来能在空出来的草地上悠闲吃草,可它们又怕离群太远,于是也跟着跑起来。没有理由,没有目的地,跑着跑着,变成了成群狂奔,直到一起掉下悬崖摔死。

韩国社会学家吴赞镐调查了50位当地年轻人的亲身经历,了解到了“血管流淌冰美式,通宵聚餐无痛早八,24小时直播全妆自习”背后的原因。他发现,现在的韩国青年与跳崖的非洲羚羊一样,被竞争环境裹挟其中,但他们不是无可奈何才选择这种生活的,而是真正认同这才是值得颂扬的人生。

“他们心里已经因极端的自我管理饱受煎熬,却仍为了得到一点点优势而不放过任何歧视他人的机会。他们为了在这个怪物世界里活下来,自己也成了怪物。他们是不合理的社会结构的受害者,也是加害者,更是维系这种社会结构的帮凶。”

界面文化日前在韩国高自杀率和年轻学者英年早逝时就引用到此观点,生存通道的唯一性,使人们抱有“不往上爬就会跌落”的恐惧。吴赞镐书中剖陈的东亚内卷,与美国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提出的优绩主义、中国社会人类学家项飙说到评价体系的单一,能够贯通起来被理解。

“工作-生活平衡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诡计,错不在你!”比起寻求个人性的解决方案而背负压力,抵制现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工作伦理才更加重要。

《对工作说不》的作者、英国社会学家大卫·弗雷恩指出,自从父母和老师问我们“长大后想要做什么”以来,我们都被训练着去投资一种名叫“满意工作”的幻想。但当工作成了人们收入和归属感的主要来源后,生活的其他方方面面也紧接着被殖民了。搞坏的身体、高强度的情绪劳动、外卖和预制菜、家务外包、补偿性消费,都是工作带来的副作用。

若想实现不那么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前景,需要包容其他领域的批判者同行。例如拒绝工作至上的生态理由是,将生产力增长转向更充裕的时间而非制造更多消费品,能让人们倾向参与环境友好但更花时间的活动——骑自行车而不是开车、修理而不是丢弃、自制而不是购买包装商品。

女性主义者也可参与讨论。缩短工时是解决许多妇女“两班倒”问题的一个可行办法,因为她们从事有偿工作的权利,目前没有与免于家务劳动的权利相匹配。而在公众健康层面,焦虑和抑郁与其说是经过专业评估和医学治疗的个人病症,不如大胆承认:在经常超出身体恢复能力的工作节奏里,维系理智才是一种癫狂。

到了春天,天气放晴、渐暖,带给人们一种随季节调动起来的好情绪。在四季系列电影《春天的故事》中,法国新浪潮影人埃里克·侯麦在开场和结束时使用了贝多芬轻快、放松的F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5号(春天),然而夹在两段旋律间的情节,却是主角珍妮周围不断上演的麻烦事。憧憬春天的来到,与连在春天也无法避免的恼人感受发生并置,侯麦用配乐碰撞叙事,使电影有了多层解读空间。

这是侯麦少有的在电影创作中添加音乐的例子,更多时候,他只保留对话、独白,和故事发生时自然而然出现的各类声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侯麦两次应邀参加法国音乐电台的专题节目,他解释了自己的电影中为何极少包含音乐,是由于这会是一场两种时间艺术之间的战斗,通常没有谁能够获胜。

有关音乐的采访,启发本就是古典音乐爱好者的侯麦写作了《从莫扎特到贝多芬》。他在书中说,自己沉默时最放松,“无论是在原野还是在空旷的街道,沉默呈现的是一幅独一无二的声响画面,显露出这个地方本来的面目,就像我们用嗅觉来感受它一样。在公众场合播放音乐已经够讨厌的了,因为音乐使这些场所的某些特性丧失掉,也破坏了周遭的环境。音乐把自己强加给我们,反而使我们无法聆听,这样也毁了音乐本身。听音乐的最好方式,是用整个身心来感受。”

继去年哈佛大学宣布取消30多门秋季课程,其中被裁减课程最多的是历史和文学系之后,今年早些时候,以文科见长的复旦也将文科招生压缩近一半。改革后的学科设置中,文史哲只占18%,多出来的名额匀给了工科。

人文学科没落了吗?剑桥院士、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的回答是,在这个纷繁复杂、危机四伏且极度分裂的世界中,我们都像维特根斯坦口中说的那只困在玻璃瓶的苍蝇,而玻璃瓶是我们想法的映照。要想走出自己局限的玻璃瓶,我们需要理解“瓶子”的本质、理解历史思想的转变及其与社会变迁的联系。

《宇宙观与现代世界》是麦克法兰跨越学术理路40多年的作品,他延伸西方学者米歇尔·福柯、托马斯·库恩的观点,将不同文明的思维体系视作研究的世界。在书中,麦克法兰提到西方对中国态度的变迁,是如何与时间、空间概念结合起来的。

18世纪前,中国与西方文明基本平等,时间也相对静态,常被视作是循环的,如同季节更替。当时有大量中国物品涌入西方,西方人开始欣赏中国的伟大与美。然而当西方在军事等方面变得强大,许多西方思想家认为他们的文明已达到顶峰,中国则处于底层。西方感到自己的使命就是帮助这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攀登阶梯,以接近西方水平。这种观点不仅滋生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使西方在19世纪大举入侵中国,也构成了近代社会科学、生物学等学科中重要理论——“进化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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